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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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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届东亚环境市民会议
<第1部分>《东亚地区水污染状况》

第1天(10/11)

主体演讲评论

釜山韩国环境运动联合  代表  具 滋相

 

 

我从22年前开始从事环境运动。跟那些把终生都献给环境运动的很多人比起来,尤其是像谷老师这样优秀的人比起来算不了什么,但通过环境运动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22年前参加环境运动不久后,我第一次看到了熊本水俣病纪录片,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以至于看了30多遍。后来慢慢接触到的日本的新泻水俣病和其他大型污染事故或公害事故,这些都成为了韩国环境运动的教科书一样的材料。

 

作为专业环境运动家,结合全球经济和其他情况,我想向跟大家提出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最近全球经济动荡不稳,以美国为轴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根本在动摇。从某种方面来讲,这是我们人类追求的发展、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同时,表现出了物质发展论极端的一面。哪怕改变地球的江河、海洋、山脉等自然环境,人类文明也可以无限发展——
这是古老的、陈旧的启蒙主义时代流传下来的不成熟的自然观。

 

在发展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太多生态学上的失败和恶行现象。目前这已不再是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整个地球、整个人类普遍的宿命课题。在人类处于重大危机的此时,从事环境运动的尊敬的各位聚在此地,通过环境运动,努力我们的世界建设成更美好的世界,这正是我们聚在一起的大家的目的。

 

我们每年举行会议或定期举行会议,我觉得有必要重新评价参加、关心环境运动的人们的想法以及我们的根本志向。近期的气候变化、全球变暖化的记录,非常令人痛心。近代人类文明的模式,其原因在于西洋的特殊的、不同性质的二等分的自然观。目前东洋文化也受影响慢慢被西洋化,但我认为我们一定能找到解决方法。

 

如今我认为,韩国、中国以及日本三个国家合作,可通过东亚传统的智慧和人文知识来寻求新的一种机会。韩国有一位诗人叫“金芝河”,他同时也是生命运动家,在日本也非常有名。可以说他是我思想的“导师”。金芝河认为,东亚洲积累的经验中有我们生命与和平的信息。并且他确信,只有保全东亚长久、悠久的历史过程中积累下来的,随着被西欧文明沉陷而丢失的生命思想,才是我们的出路。

 

加拿大有名的环境运动家铃木博士(Dr. David Suzuki)和辻信一写了 一本书,翻译成韩国语。通过本著书我还了解到日本近代环境运动的先驱—田中正造。我读过书中介绍的田中正造传记后,知道了近代日本也有非常有名的生命运动的老师,并起了尊重之心。

为了保护被污染的河水,田中先生同当地的人们一起生活。他在末年留了一句这样的话:虽然他们没有房子,虽然他们穷,但他们却是神!

 

韩国的环境运动家们在七、八十年代参加过很都学生运动。两年前在西安相识的以及今天新认识的来自中国的朋友们,在学生运动时代我们读了毛泽东主席的革命论、朱德元帅的传记等。我个人认为,如果毛泽东主席、朱德元帅等人物出生在现代,他们将从事环境运动和生命运动。还有写“希望”的鲁迅先生也将加入环境运动的队列。

 

最后,我认为在渡良濑川边为拯救生命而努力最终将孤独地去世的田中正造老师的以及几年前去世的冲绳大学的宇井纯教授的精神,将与在座的各位同在!

 

我再次强调我们要重新整理和批判西欧的自然观。我确信,丰富的“思想原料”在东亚!同时希望今后的会议上能进行相关的讨论。谢谢!

 

(从左起关教授、具先生、寺西教授)

 

主体演讲评论

一桥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  教授  寺西 俊一

 

 

除了在大学教授这一职务以外,30年以来我个人担任日本环境会议秘书处局长。日本环境会议是由致力于环境问题和公害问题的,由日本各领域的专家和研究人员组成的自由的、跨学科的网络组织。针对熊本水俣病,以本会议的创始人之一原田正纯先生为首;针对新泻水俣病则以坂东克彦等为首,应用研究人员和专家人员的网络,为解决问题而努力至今。

 

长期以来,我们一贯认真正视水俣病、痛痛病、四日市公害受害者的救济,还有后来的大气污染诉讼等各种受害问题并不断付出努力。开展这些活动的过程中我深深感觉到,出现公害和环境问题引发的各种受害的地方,一定是远离社会政治中枢和意见表决中心的,弱势群体集中的地方。

 

正是因为置于最远的地方,水俣病受害者们的声音没有传达到做政策决策的人们那里,水俣病发生都过了半个世纪却还没有得到解决。正因为如此,日本环境会议认为专家或支援团体应该起到一种提出受害者所面临的问题并使其在政策中得到反映的连接性作用,并开展了相关活动。

 

在开展活动当中,在追究日本公害受害的救济问题当中,我渐渐地明白了日本的问题跟亚洲其他地区也有关联。比如说,四日市化工厂公害问题跟韩国温山、蔚山化工厂公害问题;日本的熊本水俣病、发生在阿贺川流域的新泻水俣病问题,直接在海对面的中国引发水银污染和水污染问题。

 

这说明,一系列问题并不是因为日本的天空蓝、河水清就能得到解决,进一步明确告诉我们环境问题并不是放在一个国家框架内的问题。

 

事实上,日本的天空和中国、韩国的天空是一个天空,水流也通过海洋连接四方。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各国虽然有各自的国界,但从环境这一角度来看并没有到此地为止是中国,从此开始开始是韩国这一说法,可以说环境没有国界。从环境角度来看,所谓的亚洲是一个共同体体,天是同一个天,水是同一个水,海也是同一个海。我认为我们市民们要在亚洲共同体的立场,共同合作、共同保护环境,共同开展运动,这是一个时代的需求。这一个课题正是日本环境会议从20年前开始致力的亚洲地区的问题。期间,日本环境会议共编辑出版了4册“亚洲环境白皮书”(东亚经济新报社)。另外,2006年我个人也与东亚环境信息发信所共同出版了“作为环境共同体的日中韩”(集英社)。

 

市民组织的东亚环境会议也迎来了第4届,并且第4届会议在新泻水俣病发生地新泻举行,意义非常大。


正确看待、正确解决在新泻发生过的事。同在中国、韩国的某处抱有同样问题的市民们交流同新泻水俣病斗争的痛苦、经验、从中生成的智慧以及今后的课题,这一点极其重要。另外,我们每个人要正视各自问题的同时,团结每个人的力量,并发展成亚洲在环境领域上相互合作的网络。我认为,我们的市民会议已经历了这样的一个阶段。

 

有人认为超越国界的相互合作网络的构建是绕远道的方法,但面对地球变暖化问题等全球性环境危机的时代,我确信应该从身边的亚洲地区开始踏踏实实铺开的解决问题之路。

 

我在日本环境会议的“亚洲环境白皮书2000/01”的序文中写过,21世纪必需是“亚洲环境合作”的时代。对于“亚洲环境合作”,当然国家与国家的合作也重要。中国、韩国、日本要设立像样的政府级别的环境外交部门,最好是像欧洲一样设立由国家对其责任的“亚洲环境合作机构”这样的国际性组织,这一点也比较重要。

 

同时,以市民为主体从基层起踏踏实实地构建“亚洲环境合作”的框架实体,为此需要构建合作网络。特别是从NGO和市民级别来说,合作网络的成立与否最终要靠“人与人的信赖关系”。

 

今天久违来自韩国的具先生,我非常高兴。十几年前我去访问调查温山、蔚山化工厂公害问题的时候,承蒙具先生的关照。另外,非常高兴能够与淮河卫士的霍先生再会。3年前,霍先生带我去参观他与水污染奋斗的淮河流域,当时令我感触深刻。

 

无论我们走到亚洲或地球的哪个地方,一定有这样的一群人。如何才能把一个个草根活动通过网络连接起来,进行相互支持、相互激励,进一步将合作关系加深到下一步,如果今天的会议能够具有这么一个重要意义的话,作为协调人的我就再高兴不过了。

 

最后,对于包括日本的东亚环境合作的今后课题和展望,基于经验我提出以下建议。
我最初访问韩国是1990年3月份。之后,为了构建亚洲环境领域的相互合作网络,我积累了各种经验,也付出了努力。我同亚洲各国的人民交流,也快要有20年的岁月。在这期间,我进行了各种调查,也组织了各种像本次会议一样的论坛。

 

我认为最初的3至5年属于“相互交流”阶段;我们进行交流,交换各种信息,展开得也比较顺利。但是,为了从“相互交流”推到“相互合作”,我们必须经历以下几个阶段。

 

从我的经验来看,第一个需要经历的阶段是“相互理解”阶段,我们要通过交流加深相互理解。对方发生了什么样的事,目前的情况又是如何,虽然已进行了信息和意见的交换,但需要相互理解对方的和自己的立场,这是一个升华阶段。

 

其次,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要不然无法相互合作。因此,我们要从“相互交流”、“相互理解”升华到第三阶段“相互信任”。之后,我们才能坐起来商量相互能做些什么并团结力量。

 

因此,“环境合作”需要以下四个战略性的阶段,即“相互交流”、“相互理解”、“相互信任”以及“相互合作”。我觉得我们的第4届东亚环境市民会议也从“相互交流”开始,已经历“相互理解”走到“相互信任”的关系。我希望通过两天的会议日程具体讨论今后的“相互合作”,进一步取得具体的成果。谢谢!

 

答疑部分

 

《关》

谢谢两位的意见。具先生的“生命思想”这个想法很重要,只有维护生命思想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之道这一点,我认为是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稍加一句,在新泻水俣病的问题中不同于来自西洋的自然观和生命思想的是什么,而且体现在哪里?所谓“思想”是一个非常难的词语,不仅仅著名人士和有识之士为之考虑,我们过着一般生活的人们也不但思索的单词。

 

在阿贺野川经受了新泻水俣病受害的人们,不但跟河水有紧密的联系,也与自然交流得非常好。把知识、技巧、想法和生活方式本身中的“思想”,如何以我们互相明白的形式提出来;如何传达有这么优秀的“思想”?这就是我们想了解的新泻。我觉得电影“生活在阿贺”给我们很好的提醒。

 

一些学者重新研究普通市民生活中的智慧和知识中有TEK(Traditional Economical Knowledge)传统生态学知识。筱原彻先生曾经讲过,过着普通生活的人们的智慧中,有着无法用文字表达的,与自然的交流中获得的“自然知识”。


我想把这样的具体的信息从新泻发送给大家,并相互介绍、理解埋在东亚地区的中国、韩国的知识,在东亚整个地区的立场上思考具先生所讲的“生命思想”。

 

另外,寺西老师提出了相互交流、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重要建议。我认为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建议。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网络关系最终让人行动起来。在新泻也如此,“真拿他(她)没有办法”、“朋友关系”、“有点儿意思”等,将是人们行动的理由。人与人的信任关系、网络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如何看待新泻水俣病,如何才能让地区富起来,如何建设让患者放心生活的社会等问题,在发生新泻水俣病的当地也曾经利用基于信任关系构建起来的网络来探讨对策。除地区为中心以外,还进行新泻县的地区之间的交流活动,以进行新泻小学生和水俣小学生交流。
此次会议之后,如果把新泻水俣病的经验和教训传达给亚洲地区的孩子们,或者让亚洲地区的孩子们访问新泻学习相互的环境情况,或者能够进行相互交流和学习将是非常好的事情。

谢谢!

 

《提问》  

我是来自中国重庆的一个环保组织的负责人,我叫吴登明。我们生活在一条大河边上,是世界上的第三条大河-长江(扬子江)。今天我来到了日本新泻,听到了这个关礼子教授谈到的新泻水俣病,以及寺西俊一教授,谈到关于建立亚洲环境保护联盟的一个组织,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第一,我支持寺西教授的这个建议。因为环境保护是我们人类共同的事业。它不分国界,不分信仰,不分贫富,不分种族,不分疆界。环境保护是我们人类一致的共同推进的事业。而一个新泻水俣病,水污染,它不只是日本新泻的问题,也不只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它是整个人类在社会或经济发展中共同面临的问题。我们应该共同的携起手来,除了防止水俣病,还有与水有关的其他很多很多的疾病。

 

我来自中国的第一条大河-长江。长江的污染,长江的污水,就可能流进太平洋,顺着水的环流影响整个我们的地球环境。所以,我很支持我们寺西俊一先生的这个建议。谢谢!

 

《提问》
像新泻县现在对于居民身体内的甲级汞含量,就是居民中毒的这一块还在检测吗?从卫生防御角度来讲是不是有这方面的管理上的一些方法?

 

《关》
我们不知道实际上体内积累的甲级汞含量。作为体内积蓄量的指标之一,过去发生问题时我们测过头法中的水银含量。但是,对于头发中的水银含量,也没有何时、如何进行测量就得到怎样的结果的标准指标,因此我们没有客观地提示体内积蓄量的指标。但是,鱼中的水银含量达到一定量的情况下,以何种频度、食用量不得超过一定量的标准。

 

《提问》
我主要是想关心一下,因为这个是60年代发生的,到现在有30年了。30年之后对于新泻市民来讲,可能是过去的受害者。那么,现在鱼已经很干净了,就是这个意思吗?

 

《关》
发生新泻水俣病已过了很长时间,一定程度上阿贺野川也变得干净,鱼类也可以食用了。(1978年提出了“安全宣言”。)但是,对于水银含量较多的鱼类、成为水俣病原因的鱼类,河水变清的如今,存在市民们仍然不愿意食用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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