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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迎接今年秋天的东亚环境市民会议, 我们将连续发布来自新泻的报道。
阿贺野川岸边的蒲公英在清清河水的灌溉下茁壮成长, 只是眺望着一片片碧绿的蒲公英就让人感到无比欣慰。阿贺野川的四季总是那么迷人, 而我最喜欢的是现在的季节。
我居住的安田町(被合并后成为现在的阿贺野市)是距阿贺野川河口约30公里的上游地区, 以农业为主要产业, 人口大约1万人。我作为一个木匠家庭的第三个儿子, 出生于1950年。1965年6月, 我上中学三年级的时候, 新泻水俣病第一次公诸于世。那是在政府公布熊本水俣病的9年之后, 人们又犯下了同样的错误。
但是当初报道新泻水俣病时, 这个事件被叫做阿贺野川有机水银中毒事件。2年后的1967年, 住在下游流域的3个家庭的13个人, 向新泻地方法院起诉了距离该地区60公里的上游地区的昭和电工公司, 这也是有关新泻水俣病的第一次起诉。但借助这个机会, 新泻水俣病的患者和熊本水俣病的患者开始进行交流, 因此熊本的患者们也开始起诉。再加上后来发生的三重县四日市大气污染引起的四日市哮喘病、富山县神通川流域的镉引起的水质污染----痛痛病，被统称为四大公害病。
在公害问题在日本引起大恐慌的时候, 对我来讲, 当时最大的问题是要不要当一个子承父业的木工。从20岁开始, 我经常离家出走。其中有一次, 我偶然遇见了从熊本到东京去与日本智索公司(排放有机汞引起熊本水俣病的公司----译者注)交涉的川本辉夫先生(已故)。当川本先生向我问起新泻的现状时, 我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因为当时安田町还没有发现水俣病患者, 所以我只是把它当作发生在下游的与我无关的事情。川本先生对我说,“希望你为新泻的患者做些什么。”之后, 我返回了新泻, 但我当时实在想不出我能够做些什么。
71年9月, 当患者们第一次起诉时, 原告一方的患者就胜诉了。到了第二年1月, 昭和电工是造成新泻水俣病的责任企业一事就真相大白了, 同时在上游地区也有患者被正式认定了。我开始从听取患者的情况, 调查新泻水俣病的有关情况时, 患者却说,“我不想谈有关水俣病的事情”, 还把我赶了出来, 这对当时年轻气盛的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又过了一段时间, 终于有患者对我说, “想喝茶就来坐坐吧”。结果是我和那位患者共进午餐, 当晚又一起喝酒, 患者还留我住了一个晚上。就这样, 一直到了今天, 一晃就是37年。
也许是我和新泻水俣病有缘吧, 今年10月, 第4届东亚环境市民会议将在新泻召开。作为迎接各国客人的当地人之一, 在从事老行业----建筑的同时,我将陪同患者们出席会议, 也想借这个机会, 向大家汇报我做的有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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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贺野川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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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贺来信(之一)----迎接第4届东亚环境市民会议在新泻召开 